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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演变,农民养老金的低水平问题日益显现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根据中央党校学报的一组统计数据,到2025年,城镇职工的平均月养老金预计将达到3900元,而城乡居民仅为276元,前者的数值是后者的14倍之多。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超过80%,而企业职工的仅约50%。而农民的养老金在某种意义上则被视为“象征性生活补贴”,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。
在2026年第5期《中共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学报》中,郑功成与冯梦龙共同撰写了一篇颇具分量的长文,主题为《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》。其中提到的“补偿历史亏欠”一词,不仅仅是修辞,它反映出农民养老金问题的深刻本质。这不仅仅是额外施舍,而是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应当面对的历史责任与欠账。
农民养老金水平低的原因,往往被简化为农民未参与缴纳社会保险而“理应”获得较少的福利。然而,这种观点往往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。在1990年代,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改革时,未缴社保的国企职工可以通过“视同缴费”的方式得到承认,而农民在1949年至2006年间,累计缴纳超1.2万亿斤的公粮与数千亿元的农业税,同样为国家经济贡献了巨大的价值。这段历史的贡献,并未被现行社保制度所承认。 UED
全国人大代表雷茂端在会议中指出,农民所交的并非货币形式的社保费,而是生存资源,实质上也是为国家的运转提供了“硬通货”。城镇职工的“视同缴费”制度承认了工龄,而农民的贡献在现有制度中却不能找到对应的计算方式。这导致了农民在养老金领取上被长期忽视。
令人心痛的是,农民的养老金在过去14年里仅增长了48元。自2009年新农保试点以来,农民的基本养老金从55元提高到2023年的103元,而未来的增长速度依旧显得无比缓慢。2026年,全国最低标准养老金预期将达到163元,这样的数值不仅让人心寒,更是无法覆盖农民的基本生存需求。
郑功成在调研中遇到不少80岁以上的老农民,仍在勤勤恳恳地耕作,与城镇退休人员早早享受安逸生活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代曾经为国家发展而辛勤付出的农民,随着年纪的增长,不仅养老金低得可怜,甚至失去劳动能力的同时,还要依赖政府供款的基础养老金生存。这让人深刻意识到,“提低抑高”的政策呼声显得尤为重要。 UED
郑功成在文章中提出“提低抑高”的新思路,强调要大幅提高农民的基础养老金,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大的群体。而“抑高”的措施则是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由现行的80%调整到与企业职工相同的水平,以应对“逆向再分配”现象的存在:保障越充分的群体反而获得更多,真正需要保护的群体却在减少。只有通过这两个政策并行推进,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差距问题。
关于资金来源的问题,郑功成提出的计算方式令人信服。他指出,农村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有2000万人,每月增发500元的方案,年投入在1200亿元左右。这一金额,甚至只占2025年GDP的0.086%,并且随着高龄农民的逐年减少,支出将随之减轻,而非增加。
资金的来源可以通过专项财政投入及国有资产的划拨来实现,因为农民曾通过义务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劳动成果,这种成果实质上也体现在现有的国有资产中。因此,用国有资产的收益来补偿老一代农民养老金的提议,逻辑上是形成闭环的,且在财政上是可持续的。 UED
对于年轻的农民,则需要通过提升政府补贴和参保权益等多方面措施来提升参与感,确保他们在未来同样能享受到合理的社会保障。